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饮水思源报国恩——访北方工业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院长闫江

时间:2018年07月18日 来源:经济网-《经济》杂志 作者:王芳 点击: 【字体:

  “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,国家培养了我,鸦有反哺之义,我当报国恩。”北方工业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院长闫江这样告诉《经济》记者。从美国归来,从中科院微电子所到北方工业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,闫江由掌勺的“大厨”变为“总经理”,将国外先进的芯片工艺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回来,贯彻产学研用的宗旨,为学院带来新的气象。
 
闫江:饮水思源报国恩
闫江访问新加坡微电子研究所

    错过有时意味着更好的相遇
 
    40年前,改革开放的国策调整了中国的历史走向,也成为许多人命运转折的人生机遇。
 
    1977年底,各省(区市)出题招生。闫江从高一跨级参加了山西省高考,平均成绩78.3分,山西省分数线是60分。全家人都沉浸在第一个大学生即将诞生的喜悦之中,然而,命运似乎又与他开了一个玩笑。新政策规定,应届毕业生的录取分数线为80分。
 
    “从小到大,我并不属于特别好学的学生,但我脑子还算好用。别人需要3小时能明白的原理,我可能几分钟就理解了,所以偏科比较严重,在数学、物理方面有点小天赋。”

    第二年高考前一个多月,闫江参加了全国中学生华罗庚数学竞赛,拿到了大同市第2名和山西省第17名的好成绩,并赴太原参加领奖。组委会颁奖时宣布,前6名同学可以选取全国的任意高校就读,前20名学生可以在山西省择校。

    “前6名同学欢欢喜喜,排在后面的同学却心急如火,想尽快回去复习迎考。没想到,高考前一天,山西省教育局发了文件,经过华罗庚小组对试卷的再次考核,从后14名学生中再挑选3名学生,其中恰好有我。”闫江庆幸地说。

    就这样,闫江等9名同学被中国科技大学录取,他被分到了物理系。当时的科大因为少年班而风靡全国,汇聚了全国各省区市的状元,全年级近一半的学生都比闫江小。5年寒暑,闫江在合肥度过了美好的大学时代。而闫江依然不是最刻苦的学生,成绩只是中等偏上。“不过,我很幸运,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红利。尽管当时改革开放的门缝很小,但我还是偷偷钻了过去。”
 
    专注芯片,出走美利坚
 
    1983年,闫江考入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。研究生毕业之时,年轻的闫江在导师的推荐下,承担了国家“七五”科技攻关课题。历经5年,闫江不负众望,完成了课题。他至今还记得科技日报那篇《国产硕士挑大梁》的采访报道。

    受文革的影响,科研界出现了人才断层。改革开放后,国家迫切需要培养跨世纪接班人,多次派遣人员出国留学。闫江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。在异国他乡,他要打破外界对中国人的孤立,融入芯片研究前沿的新环境中。语言交流不太畅通,也让闫江感到空前的压力。他唯有玩命地干活——出成果、发文章。一年后,由于出色的表现,闫江的导师表示愿意资助他继续留在实验室。于是,他一边工作一边上学。1999年7月,闫江顺利地拿到了德克萨斯大学机电系博士学位。

    在半导体集成电路行业中,最尖端的成套应用技术和商业化产品都集中于大企业,只局限在学校实验室很难掌握这些技术。毕业后,闫江进入英飞凌公司美国研发总部,一做便是10年。他对美国公司的严苛体验深刻,“干得好可以升职加薪,待遇优厚,但干得不好、工作出错则马上被开掉,毫无情面可讲。所以无论哪个层级的员工都不敢掉以轻心。当然,这种机制的效率也显而易见。美国吸引了全世界最优秀的顶尖人才,知识更新非常快,如果你不奋进的话,40多岁就会被淘汰。由于整个社会的架构很健全,能够形成人才的正向循环,因此,美国在高科技领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。”

    作为改革开放后较早出国的一批人,经过十几年的奋斗,闫江实现了出国梦,拥有了汽车洋房,同时也吃了太多西方世界的苦。“物质上的拮据倒还好说,主要是精神上的折磨。那时候电话费要3美元/分钟,只能每年中秋和春节给家人打两次电话,提前两个月写信时就说好,这次要和谁通话,让家人提前备好讲稿以节省时间。远隔重洋,听听亲人的声音,心里能得到片刻的安慰,聊解相思之苦。8年后,我才第一次回国,而有的人15年才第一次回国。”谈起这个话题,早期出国的人有太多的心酸和苦涩。

    与此同时,改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,祖国面貌日新月异、蒸蒸日上。而闫江回国的愿望也日益强烈。2009年,49岁的闫江毅然选择回国,成为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集成电路先导工艺研发中心的“千人计划”特聘专家,并先后承担了两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课题,其中“22纳米关键工艺技术及平台建设”项目还获得了中科院的特殊贡献奖。
 
    产业人才需激励与融合
 
    从本科到硕士、博士研究生、访问学者、特聘专家,闫江是芯片领域少有的“从一而终”的科学家。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同步,他在学校、科研单位和企业深耕了整整40年。

    芯片被誉为现代工业的“粮食”,每年我国要花费2000多亿元,从国外进口芯片,人才是我国很大的一个短板。2017年3月,闫江从科研单位转向教学领域,专注于培养我国的芯片后备人才。对比国内外的产业体系和人才建设情况,他也越来越感受到激励与融合发展的重要性。

    “科学发展是一个全方位整体配合的系统工程,有其内在的规律性,不是靠某个部门、某个机构就能完成的。产业发展也是如此。发达国家经历了上百年的工业化发展和技术积累。我们要正视这种差距,实事求是地制定发展规划,科研单位和企业要形成良好的合作机制,密切配合,然后一步紧跟一步地奋起直追,不能总是找捷径,揠苗助长。”

    “在人才的培养上既要有激励也要有融合。如果干得好与干得差只相差一两千元,这种和‘大锅饭’差不了太多的陟罚臧否,仅靠责任和道德难以约束后进者。不仅无法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,反而形成懒惰后退的气氛。西方国家制度虽然过于严苛,但学生和员工的干劲比国内强很多,教授们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。”

    现代科学的学科交叉很鲜明,特别是基础平台,单打独斗注定失败。两件国外发生的小事,让闫江颇有感触。

    在做访问学者时,导师把闫江和一个中国台湾同学、一个印度同学组成小组,三人性格各异,优势互补,简直是天作之合,那是闫江感觉进步最快的时期之一。“我从大陆来,动手能力比较强,而且喜欢跑跑颠颠的;台湾的同学性格比较安静,能沉下心来,不急不躁地做测试;印度女同学的英文好,文字表达能力强。在近一年的时间里,三人互相配合,商量好工艺方案后,我马上去做,然后交给台湾同学测试,完成后印度女同学马上据此写成文章,导师认可后,很快就能发表。这种合理分工和密切配合,让我们既能专注于自己的事情,激发干劲,彼此之间又能学到很多东西。”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,三人小组发表了很多前沿的论文。

    另一件事是他参加过几次韩国人的“抽烟会”,对学术间交流学习的重要性感触颇深。韩国人常常利用抽烟的时间,主动交流各种科研方法和细节,分享信息。但是中国人有好的学术方法往往保留起来,聚会也多谈论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。

    除此之外,海归与本土人才的融合也需引起重视。闫江表示,为了吸引人才回流,国家花费了很大力气,通过“千人计划”、“万人计划”等回国的专家很多,但如何站在国际视角,建立更加客观公正的评价机制,政府要做好相应的配套制度,充分发挥国内外人才各自的优势,形成1+1>2的效果,而不是相互掣肘、扯皮。同时要给予人才充分的学术自由,减少过多的行政考核,充分释放人才的创造力和竞争力。

    与项目攻关不同,“以前是人家备好了菜和佐料,我是一个掌勺的‘大厨’,而进了学校,我要拿项目、找资源、培养人才,如同饭店的‘总经理’,要配齐器具,备上佐料,还要买到原材料、管好厨师,才能做出一桌满汉全席。对我来说,这是一项全新的挑战。”不过,面对困难,闫江依然信心十足。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方向,即一边关注国际技术前沿,一边引进企业建立联合实验室,强调实用性研究,将学生课题与企业攻关项目结合起来,让万博足彩波胆胜其他毕业生进入大企业,或到国外深造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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